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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高价仍旧满房 三亚旅游迎加长版旺季******

　　火爆的三亚旅游市场在春节假期后依然延续。1月31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多家旅游平台了解到，春节假期一些动辄五六千元一晚的高端旅游酒店在节后房价仍处高位，部分热门酒店甚至还处于满房状态，而这样的情况将一直持续至正月十五。

　　部分酒店仍售罄

　　“节后这两天来亚龙湾的游客依旧很多，我们每次开车出亚龙湾都要排半个小时的队。”在三亚度假的游客蒋瑞(化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自己本以为过了春节错峰游三亚的游客会少一些，酒店会更好订，其实不然。

　　“因为将近三年都没有好好地旅游，所以我们计划订个比较舒适的酒店，但没想到稍微高端一点的酒店房源都很紧张。”蒋瑞说道。北京商报记者在携程旅行App上看到，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1月31日-2月3日均已无房间可以预订，2月4日-5日的海景双床房、海景大床房等房型显示已售罄；无独有偶，三亚艾迪逊酒店1月31日-2月1日的所有房型均被订满，2月2日也有部分房型显示被订完。

　　价格方面，一些热门酒店的房价在春节假期后仍持续处在高位。北京商报记者在携程旅行App上查询到，三亚保利瑰丽酒店1月31日豪华海景房的房价为5573元/晚，海景泳池大床房的房价为7673元/晚；三亚香格里拉度假酒店1月31日豪华阁大床房的价格为5986元/晚。不难看出，即便假期已经结束，但三亚春节期间的余温还在持续释放。

　　除酒店外，三亚的免税市场也在持续发热。北京商报记者在三亚国际免税城探访看到，免税城内人头攒动，不少品牌店门口排起长队，部分奢侈品品牌需要排队至少一个小时才能进店。免税城内的工作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过年期间一直都是这么多人，不知道具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在免税城内排队等待购物的孙先生表示：“因为我们在三亚买了房，所以几乎每年冬天都会来三亚，往年免税城里的人也都很多，但我感觉今年的人更多了。”

　　三亚旅游酒店行业协会会长刘凯强表示，以往在节后都会有来错峰旅游的游客，但今年春节后来三亚旅游的整体游客人数相比往年要多一些，甚至比疫情前的2019年还要多。蒋瑞谈到，相比往年，今年春节三亚旅游市场的“旺季”时间更长了。

　　元宵节后陆续回归平价

　　“三亚旅游市场火热的情况将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目前有不少酒店的房价从正月十五左右开始回落。”有酒店相关负责人透露。

　　北京商报记者从携程旅行App上看到，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2月5日(正月十五)海景大床房的房价为3088元/晚，而1月21日除夕当晚，同房型的房价为5688元/晚；2月12日的同房型房价为2188元/晚，与除夕的房价相比，降幅超60%。同样，三亚珊瑚湾文华东方酒店1月21日翠园轩高级园景大床房的价格为6231元/晚，2月5日同房型房价为3827元/晚，降幅近40%；2月12日的房价为2195元/晚，降幅超60%。这就意味着，正月十五后部分酒店价格开始回落，陆续回归到平日房价水平。

　　刘凯强表示，即使会有错峰游市场，但毕竟过了春节的峰值，各酒店对春节初七以后的房价都有所下调，但这也带动了初七到正月十五期间入住率的提升。而最近价格上涨，与酒店入住率趋于满房的状态密不可分，各酒店也在用市场进行调节。

　　而民宿市场也有相同的情况发生。小猪民宿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来看，三亚的热度还在持续，三亚民宿价格没有大幅下滑。三亚此前也都是过了正月十五价格才会逐渐恢复。因为很多三亚民宿订单订到正月十五，所以库存比较紧张，小猪民宿平台上三亚地区最长的单笔订单订了超过90天。”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春节假期过后，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酒店价格略有回落，例如，三亚1月28日-31日入住的酒店均价(平均每间夜价格)降幅为18.1%。同时，机票价格在节后逐步进入下行通道。

　　淡季将转换经营策略

　　“正月十五以后，学生基本都上学了，亲子客流肯定会有所减少。接下来，各酒店可能会针对会议、团队以及时间较为充裕的度假散客做一些准备，推出一些优惠措施等吸引消费者。”刘凯强说道。

　　针对平季的准备工作，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公关总监徐翔宇表示，旺季过后会安排部分酒店员工进行休整，同时也会针对会议、团建等进行相关布局。

　　不只是当地酒店企业，在线旅游平台也在积极营销。据了解，同程旅行近期上线了“旅行开年心动出发”的活动，预订三亚、西双版纳等热门目的地的酒店会有相应的优惠。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认为，近年来，三亚的淡旺季逐渐在淡化，以往暑期是三亚的淡季，但是在近两年的暑期，三亚酒店的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经过三年疫情，消费者出游的需求在这个春节得以释放，也有部分消费者更青睐于节后的错峰游，从而使今年三亚的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同时，2月6日起，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而此时，三亚便是众多消费者出游的首选目的地。

　　吴丽云指出，待出境游完全放开后，可能会对三亚旅游市场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三亚的度假设施相对完善，但服务方面存在一定欠缺和不足，加之价格较贵，可能会有部分消费者选择价格较为便宜的东南亚国家，届时会分流三亚旅游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吴其芸/文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